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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0年10月3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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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追思丨龚巧明：诗和远方，在天边的雪域高原
人物简介
龚巧明
龚巧明，1948年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湖南湘潭，系周佛海外孙女。1969年插队四川，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后到西藏工作，曾任《西藏文艺》（今《西藏文学》）杂志小说编辑。著有报告文学和小说、散文等作品。1985年9月在藏东下乡途中，不幸遇难，年仅三十七岁。
原题
想 起 龚 巧 明
——清明记事
作者：浅浅一鸥
这是著名画家于小冬的绘画作品，原名叫《最后的晚餐》，曾发表在《西藏文学》与《西藏旅游》杂志上。这幅画从左到右依次为；马丽华、王海燕、李知宝、罗浩（高个）、李新建（英国）、色波、冯少华、冯丽（皮皮）、车刚、韩书力、贺中、龚巧明（已故）、田文（已故）、洪立伟、马原、于小冬、牟森、扎西达娃、金志国、刘伟、李彦平（已故）、裴庄欣（美国）、曹勇（蹲者）。作者在画中刻意追求一种宗教的意境，没有更多的高光亮点，也没有斑斓绚丽的腐蚀色彩，所有人的面部表情都像圣徒，单纯、洁净而忧郁，但灰暗的色调又让人有些压抑，像一次离别前的沉默，又像一场安静的祭奠。
马原在1996年出版的小说集《拉萨的小男人》中以它的局部做了封面，并在扉页完整刊出。
龚巧明和女儿
01
没有料到自己在清明节前夕，不可收拾地想到了龚巧明。
我和龚巧明大学四年同班，同组，同寝室。大二的时候，演话剧《于无声处》，我演何芸，龚巧明演何芸恋人的妈妈，一个文革受到迫害的老革命。演了好多场，场场爆满。听辅导员说连成都市话剧团和省人艺都派人来看，打算要物色演员。
川大中文系杂志《锦江》筹备的时候，我并没有参加，进校以后，一直仰视班上很多同学。他们中间好多人的名字入学前就很响亮。我自惭形秽，自然保持了距离。
成为《锦江》的一员源于我自己写了第一篇小说，以前没写过，心上忐忑，所以去找龚巧明。她正在实业街妇产院住院，因为进校不久发现怀孕了，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去医院后才知道，她还做了卵巢切除。她说，不想因为怀孕影响她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当时她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女儿，那个时侯我们不太熟，我也没有男朋友，嗫嚅地说，没有必要这样激烈嘛。她说，你以后就知道了。我留下了稿子，最后发表在《锦江》第一期的头条。
然后，《锦江》第一期出版了，我，龚巧明，吴信讯，胡洪武，扬扬（哲学系的）一个三轮车先到九眼桥头去试卖，结果一抢而空。这样，我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锦江》文学社的成员。然后，又出版了三期《锦江》，然后，就被勒令停刊了。
其中，第三期有龚巧明的《长长国境线》，我的《蓝玻璃》，都是写中苏关系，那一期的封面是黑色的，横断中部的是大卫的一双眼睛，是我找沈道鸿设计的。当时他还住在青年路一间小门板房里，是电业局的一个电工。因为这两篇小说，我和龚巧明都被省文联批判了，并且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点了这两篇小说的名字。
第四期《锦江》我是责编之一，里面有一篇最重要的文章，是龚巧明写的《思念你，桦林》。那年夏天，我们一起搭车去了九寨沟，回来，就成就了这篇小说。何多苓设计的封面，他画了两张线条画，有裸体少女，结果一报上去被学校宣传部枪毙了，第二张启用，也被枪毙了，当时稿子都排版印刷好了，同时，风传要停刊了。省里来学校开会，要我们锦江文学社的人参加，我逃了，没有参加。眼见风声很紧，立刻随便找了一个图案，好像是符飙，文学社社长，选的，立刻印刷，书出来了，也被停刊了，第四期成了最后一期。
川大中文系同仁刊物《锦江》最后一期封面，何多苓设计
这是何多苓当年为《锦江》四期画的封面稿
我在网上看到当年哲学系张晓虎描述的当时他们眼中的龚巧明：
“已小有名气的她原来是个瘦瘦高高的大龄女生，戴一副变色眼镜，走在外面像墨镜。她面容清癯黑瘦，有些出老，年纪约莫三十岁，却竭力恢复小女孩的天真直率，处处张扬活力。形象极富时代特色：妈妈式的短发，清汤挂面一样垂在瘦脸两旁；脸部线条清癯生硬，难以看到柔媚风韵；细颈子薄身子，浑身兰黑的深色衣裤，粗厚宽松的外套下，几乎没有三围轮廓。如果不从头发上辨认，远看瘦瘦高高的她（大约1.66米），难以辨别男女，太像中性人。”
是的，在客观来说，龚巧明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只要和她接触，很快就会被她感染融化。她非常有魅力。
毕业的时候，她选择去西藏，去到人烟稀少的高原，避开专制浸淫的内地，指望控制相应减少，离开日久生厌的丈夫。可能是一种积极逃避，一种重生尝试。其实，在整个大学过程中，她一直就是这样不断地追问自己生存过去和意义，不管多苦多沉重。
她离了婚，决意去西藏，而且一定要搭汽车进藏。那个时侯没有进西藏的长途客车，只有单位的车和运货的车。很久才找到一辆载货卡车，司机同意在驾驶座给她一个位子。记得是4月5号吧，我和先生，还有几个同学一起到百花大桥旁边送她，在预定时间，我们等了好久，那个司机才从桥下钻出来，后面跟了一个睡眼惺忪嘴唇红艳的女子。司机看到巧明，很不安逸，当场想退“货”，我们还在和司机交涉，巧明“蹬蹬”地爬上货箱，拉开帆布，把自己的行李塞进去，拴好，然后跳下来，司机见状，只好同意。巧明就这样出发了。
后来才知道，他们一路走了14天，到了折多山上，大雪纷飞，司机居然爱上了巧明，煎熬数日，终于忍不住表露。
巧明在西藏的1980年代，人们对西藏的文化与自然产生了一种探险式的向往，各领域的艺术家、编辑和记者通过不同的途径，走着不同的路线（那时侯没有自由职业），到这里来朝圣、寻找、探险、追求……
巧明很快成为文学青年的中心人物。
川大中文系77级大三女生，全寝室逃课去龙泉游泳。从左至右：龚巧明，作者，胡红武，张牧筠，罗琴，陈慧谊
02
诚如张晓虎所说，变色眼镜相当于龚巧明的一个标志。追求完美的龚巧明用成都话说非常爱好，总是很在意自己的服装，发型，甚至鞋子，虽然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发型，服装也很一般，即便这样，巧明也力求弄得精致一些。
记得我们刚开学，那时大家还不熟悉，我看到的龚巧明，戴着黑框眼镜，瘦削的脸颊，短发，衣服是浅灰色，大约是确良咔叽的面料吧，有点发亮，样式记不得了，反正那个时侯算比较洋气。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我们的宿舍楼是老一舍，是现在的多高的十层楼的一舍的前身，是很旧的灰砖楼房，三层，我们寝室在一楼，隔壁是厕所。要上体育课了，我们两个一起上厕所，刚起来她就问我：“你帮我看一下，背上滴的什么？”原来她的蹲位上方有些漏水，上面应该也是厕所。我看了看，灰色衣服的背部有很小一点潮湿，很小，没有闻到什么味道。我问她要不要我找湿毛巾来帮她擦一下。她说不了。赶快回到寝室，换下外衣，那个水滴印子已经干了。
上课预备铃声已经响起，她还是打来一盆水，泡起衣服，又去了水房，把手洗了很多遍，我们俩才去了操场。去就遇到排队走正步，我们俩迟到了，不能入队，只好站在一旁晾起呆看。当时我站在那里，说了一句：“操练那么扭起，到底是他们看我们，还是我们看他们？”后来她说，我说的这句话给她印象深刻，因为开始以为我好羞怯，结果只有那么醒了。因为她的提起，我才记住了说过的这句话。
龚巧明的头发又黑又浓，她经常去现在川大的工会那里，有一个国营的理发店，她一直在那里烫头发，那里的理发师都认识她了。演《于无声处》话剧的时候，何芸的头发是短发，我呢，梳了两个小辫子，必须得剪，龚巧明就带我去那个理发店把头发剪成短发，又烫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烫头。很不习惯，就请求巧明陪我，她就一直陪着我。弄头发的时候，师傅发现我的头发很细，巧明的粗多了，我很好奇，龚巧明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游标卡尺，量了一下，确实，龚巧明的一根头发是我的一根头发的三倍粗！
一次我在青年路买了一件米色风衣，很时髦嘛，巧明看见了，也去买了一件。到西藏以后还经常穿，但是因为她买的时候没有大号了，只好买了一个中号。后来得知我的是大号，她比我高，我大约1米64，她1米67。于是回成都开会的时候，她专门来我家，问我可不可以和她交换一下，那个时侯没有家庭电话，来来往往都是写信或者直接上门。本来我在信上是同意的，但是很快又反悔了，于是我告诉她我不想换，就没有换成。其实，如果可能换另外一个人，我不敢反悔。后来我想，可能是她骨子里的善解人意，善于接纳，非常真诚，使我不知不觉敢在她面前放纵，耍赖。每每想到她，我都会想到这件事，觉得愧疚。
是的，她有那种热力，吸引了很多人聚集在她的周围。所以我觉得张晓虎（其实我也不知道张晓虎何人，只是在网上看到这一段）说她“难以看到柔媚风韵；”不能同意，我认为她很女人，她的柔媚是由内而外的，是那种母性女性和知性的糅合，非常有魅力。
我们同寝室四年，特别是我们搬到6舍以后，经常我们的寝室门被敲开，外系的，外校的，外地的，有名的，无名的，认识的，不认识的，男男女女，太多的人来看她，找她谈心。
龚巧明（左）和大学同学
有一次，正在午睡，门被敲响了，敲门的声音很大，惊醒了对面寝室外系女生。当时她们很烦，啥子人嘛，午觉来敲门，而且敲得那么闹！她们好几个人从床上伸直身体，准备吼一句“自觉点，午睡时间哈！”忽然听到我们这边在问：“谁啊？”“我是郑义！”“郑义！”六个女生齐刷刷地睁大眼睛，赶紧穿好衣服，又来敲我们的门，想看一看郑义。郑义当时是晋中师专的学生，因为写了文革武斗的小说《枫》而著名，《枫》后来被浙美的陈宜明改编为连环画，画得很经典，与当时何多苓画的《带阁楼的房子》《雪雁》一样盛名当时的中国。
她一次在北京开会回来来我家，戴了一顶红色的贝雷帽，只有那么适合她了，很好看，很风情。她说，因为这顶贝雷帽，在北京她被一个年轻男子追了半个北京城，非要和她谈朋友不可。我觉得龚巧明超脱了五官的美，是那种智慧聪敏深沉洒脱的气质美，和她接触的人，都会被感染。
在大学的四年，我的感觉龚巧明从开始的昂扬，慢慢进入思考，思考的结果带给她的是对自己过去的否定，几乎是全面的否定，这个结果，虽然是有预料地到来，仍然带给了巧明很大的痛苦很大的困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处于这样一种苦苦求索的状态。
首先她是对婚姻和两性关系的反省，我觉得。那个时侯已经有了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都是对政治替代爱情的声讨，在精神层面上呼吁爱情的回归，但是龚巧明的《思念你，桦林》则不同，超越了这个初级阶段，她探讨的是爱情的生物学意义，两性关系中最本能的吸引，性以及从中产生的美。其实《思念你，桦林》就有她自己的影子，她自己对婚姻的思考。在《思念你，桦林》里，来林场写生的女画家对一个普通的伐木工人产生了爱情，而女画家本人则已经有了一个婚姻，这种非常微妙的另类感情，巧明刻进了自己的生活肌理。
1979年暑假，我刚认识的后来成为我的先生的一个男生，一伙人去了九寨沟，被深深震撼，回来后向我大力推荐。于是我约上了巧明，张牧，丹宁，周平，决定一起去九寨沟看看。同班同学何世平，他入学前在石油局工作，给我们找到了车子。我们搭上石油局运油的卡车，在汶川又约上了张放。只有两个车，只坐得下4个人，丹宁自告奋勇做独行客，张放应承晚一天出发，就这样我们前前后后一路同行。
在松潘，我们住在川主寺石油局车队的食宿站里，晚上外面长风猎猎，里面杯盘叮当，巧明和那些司机喝酒，喝得那些久经沙场的司机都甘拜下风。她的豪气，她的英雄气，完全焕发出来。半夜三点，大门被敲得山响，原来是丹宁和张放在松潘县城相遇，于是他们星夜步行五个小时前来川主寺会合我们。
1979年夏天龚巧明与同学在九寨沟
第二天清早，食宿站的生活车把我们送到九寨沟林场，那个时侯九寨沟完全没有开发，当然没有游客，我们进沟的时候，只有3个美院的学生从长途客车上下来，他们从重庆来写生的。整个沟里，除了原始森林，湖泊，蓝天，藏寨，就是我们一共9个学生，另外就是伐木工人，伐木工人的工棚到处都是，每天都听得到：“顺山倒……”的伐木声。我们在九寨沟走来走去，每天都和伐木工人照面，他们背着电锯，戴着帽子，五官被黝黑的脸抹得模糊，只有眼睛发亮。
晚上我们从长海走下来，月亮一路银白一地，真正的五花湖（后来干枯了）泛着孔雀蓝的点点波光，路旁的白桦林叶片闪闪发亮，整个九寨沟的路上只有我们6个同班同学，三男三女。如此安静，如此原始，没有被人污染的，有着自然本来面目的九寨沟，给了巧明灵感，她回来以后，就完成了《思念你，桦林》。
很容易对婚姻的解读是从婚姻的外壳，比如，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出身相当之类，在1970年代末，已经有张洁刘心武反对把政治外壳当做婚姻幸福的标准，但是另外一些东西，比如所谓共同语言，志趣相投，学历相当，这些是不是就一定能保证婚姻幸福，爱情美满？虽然这些东西已经比政治标准进步了，部分提升了婚姻的质量，但是仍然是文化学意义的范畴，是精神性的，而非物理性的，巧明想寻找那个两性相吸相爱最原始的密码，那种纯粹的相吸，不光是没有政治标签没有革命面具，也没有文化学社会学的所谓意义，而仅仅从生物学意义上来找寻的那种沉迷的两性关系。
那个时侯，文艺界是把《思念你，桦林》看做是不道德的婚外恋来解读来批判的，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读懂巧明的文章。谭兴国老师，当时《四川文艺》的主编，力主发表这篇小说的，据说后来也被处分。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总而言之，我仍然对他尊敬有加。但是实际上，我现在想来，那个时侯我还并没能这样想过，《思念你，桦林》的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进入到对情爱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思考。
虽然这些问题，可能对现在的情爱小说家，现代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小儿科，太幼稚了，但是，在那个年代，80年代初期，对我们那一代人而言，确实是对现成观念的颠覆，是离经叛道的大转变，巧明，她感觉到了，所以特别痛苦。
川大中文系77级的同学们
03
1980年秋天，四川日报发表一条消息，大足县有一个小学生，唐雨，可以耳朵听字。这条消息掀起了轩然大波，最早报道这个新闻的四川日报记者张某，一直受到各方面的责难，80年代末期，或者是1990年代初期张记者猝死在家中，几天后才被旅游回来的家人发现。
龚巧明从省文联接受了一个任务，就是去采访唐雨，写一个报告文学。她提议我和她同去。我高兴惨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有去采访过，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完全是特别向往和新鲜的，因为我当时的偶像，就是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
在采访唐雨的过程中，一直阴雨绵绵，至今我记得我们两个并没有讨论过唐雨是不是真的能够耳朵听字，在火车上，在旅馆里，在乡下唐雨的家中，唐雨只是一个外表非常普通的小学生。我也带了笔记本，但是更多地倾注于采访这个形式，后来我看我的笔记，断断续续，杂乱得很，跟我这个人一样，在课堂上记笔记的时候，我就是归纳不来，总是记下一些不连贯的句子而非抽丝剥茧的提要。回来的路上，龚巧明比较沉默，我们坐火车，半夜换到了卧铺，我倒床便睡着了，几次醒来，都看见她还坐在铺位上在记日记。
现在我回忆采访唐雨的过程和我们之间的谈话，我的感觉是，其实唐雨能不能耳朵听字都不重要，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主要是给禁锢了十七年只准有一个标准只准用一个大脑思考的我们，打开了一扇门：每一个事物都有许多层面许多方式的解读和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路径才能通向目的核心。承认这一点，就获得了唐雨耳朵听字事件在那个年代最有价值的部分。当然，在当时，我并没有这样想过，只是现在我这样想到了。但是我觉得，当时当地，巧明她可能意识到了，只是还不清晰而已。
和巧明去采访大足能耳朵听字的唐雨的时候，在唐雨家里
我们年级同学年龄相差很大，最小的入学时16岁，最大的入学时已经32岁。经历也相差很大，有应届毕业生，也有我们这些20出头，工作了几年又来上学的，也有巧明这样已经工作好多年的资深记者教师。入学不久，就遇上《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可以说在班上也是掀起轩然大波。记不清是大二还是大三，郭罗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来川大讲演，我们挤在大礼堂里，听他说道：
“如果，把文化革命所有的恶果都归结于四人帮，那是最简单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摆脱干系的方法。但是四人帮的能量真的有这么大吗？如果真的有这么大，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打到帝修反，解放全人类吗？那么我们就制造几个四人帮，把他们放到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去，让这些四人帮把帝修反那些国家搞乱，把他们的国民经济搞到濒于破裂的边缘，我们的目的不是很容易不是更简单就达到了吗？”
那个时侯这些语言，对我们，真是振聋发聩醍醐灌顶，好像在黑暗中摸索，终于见到一丝烛火。记得整个礼堂可能静默了一秒钟，转瞬便掌声雷动，我们兴奋得从椅子上站起来，使劲鼓掌，大叫“一针见血！”“太精辟了！”好多同学还嫌不够表达，使劲儿地拍打椅背，热血沸腾，有人还唱起了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啊啊，贴切惨了！好多人和我一样，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反对的人，也包括我们班上几个同学，他们也站起来，也拍着椅背，对着郭罗基大喊：“你反对两个凡是！是路线错误！”“不许你在这里放毒！”。他们也很群情激昂，大声呐喊。
可以想见，那是一个怎样的剧烈变革的时代！怎样一个思想交锋激烈的时代！很多昨天还道貌岸然的东西，今天便成了狗屎，以前认为大逆不道的观念，一觉醒来可能就变成了时髦。记得最清晰的黑色幽默是，我们的诗歌课，老师头天还在批判流沙河的《草木篇》，第二天高音喇叭的广播里便传出为57年右派平反的消息，其中特别提到为流沙河和他的《草木篇》平反。很多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都很谨慎小心，生怕有跟不上形势。
文革和十七年的思想禁锢，已经把那个时代的人训练成了只能用一个脑袋思考问题，什么事情都只能有一种标准，所以很多观点一经提出，要么被推上云端，要么被打入地狱。要突破这种禁锢，从自我阉割中释放出来，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和在校大学生苦苦追问追求的境界。
回想1980年代，最有魅力的是很多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追求真相，追求真理，对昨天的历史自责自省的倾向。因为文革刚结束不久，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惨痛的记忆，那些文革梦魇还新鲜得很稍微有点思想的人，都在思索，为什么和怎么办。80年代的光芒下的我们，其实身心伤痕累累，程式化的烙印太深，所以，变革带给我们确实有“悲欣交集”的冲击。
那个时侯，《锦江》已经被停刊了，其实，《锦江》第三期我们两个都写了中苏关系的小说实属偶然，我是因为第一篇小说的成功而大大地鼓起了勇气，敢拿起笔来乱写一通。《蓝玻璃》是根据我的姑妈的故事，当然还有虚构加工的成分。《长长国境线》，则是巧明根据我们班一个老大哥，他曾经在内蒙中苏边境当兵，这是他讲的真实的故事构思而成。当时我们两个都写了这个题材，干脆就放在同一期，如此而已。
川大中文系77级的同学们
《思念你，桦林》被文艺界视作离经叛道的典型，《长长国境线》《蓝玻璃》又因触及中苏关系敏感问题听说被人内参了一本。不光是因为受到文艺界的否定批判，巧明其实最苦恼的是，她的视线发生了改变。往面前看，看到了恋爱的本质，也看到了很多事情不是非此即彼，往后看，反观走过那一步步的脚印，红色外衣轰然褪脱，露出丑陋的骨架；她虽然强烈地意识到了整个社会的剧烈变革和追问自己追问历史的责无旁贷，但是，为什么？旧有的价值观否定了，旧有的偶像破灭了，怎么办？再向前看，则是混沌一团，好像找不到出路。
多年以后我读到福柯的时候，被他一个术语——“权力的眼睛”打动。看是一种文化现象，怎么看和看什么都是被社会决定的。不存在纯真的自然之眼。然而，社会总是存在着权力关系，存在着压迫和被压迫的权力关系，因此，看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关系。换言之，福柯提到的视觉的反身性乃是一种在我与他（者）的关系中的反观性，一方面是指我从别人那里看到了我自己，另一方面是我在看他人的行为中意识到我自己。前者是指他者性在视觉中向我的转换，后者是指通过看来确证自身存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
这个时侯，有两件事情，我觉得必须记录下来。
第一件事情是龚巧明父亲的去世。她父亲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教授，这件事情对龚巧明是很大的打击。在此之后，她写了《第二乐章：希望》，自传体的小说，发表在《锦江》第四期上面（顺便记一下：《锦江》第二期是《思念你，桦林》，后被《四川文学》公开发表。第三期《长长的国境线》，第四期是《第二乐章：希望》）。里面的那个女孩，就是巧明自己的影子，而那个音乐教授，实际上就是父亲的化身。她曾告诉我父亲给她取名巧明，就是谐音英语的“Charming ”,迷人的意思。在她父亲火化那天，天降大雨，巧明说，好像是天公为之不平流泪。
以下的文字摘自《人生即选择》，是巧明去世以后，1985年12月，由罗强烈和我完成，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纪念文章，后来，被《读者文摘》和多家杂志转载，我是这次在网上发现的。
现在的我看，我们这篇文章很浅很应景，而且那种八股笔法还没有摆脱。我录取关于巧明的这一段，主要是想说明，在1980年代巧明苦苦求索的历程当中，她自省的勇气和她自觉意识到的个人位置。其中关于巧明经历的资料来源：根据巧明的小说《第二乐章：希望》缩写。
“童年。戴着红领巾的巧明放学路过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食堂。门口人头攒动，标语口号如林。她满怀兴致地凑上去，一行刺目的大字扑入眼帘：“打倒资产阶级极右派龚++！”啊！是父亲。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教授，一夜之间成了“恶魔”。她的脑袋“嗡”地一响，连忙躲到昏暗的楼梯角落里独自饮泣。
从此，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孩子，与共和国同时失去了平静的生活，开始了自己幼稚而艰难的人生选择。
父亲是她的偶像。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极富魅力，无论在哪里，都显示出他非凡的才能和率真快乐的天性。
她在心里一千次地说父亲是好人，但又一千次地推翻。于是，在她心灵的天平上展开的，是一种机械的选择：红领巾，极右派；革命斗争，家庭温情……
她首先站出来贴父亲的大字报，把他的一些“反动言论”公之于众。为了增强火力，“彻底决裂”，她还自作主张地添上妹妹的名字。
夜深了，她走回家去。慈祥的父亲给她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她头脑中那根“阶级斗争”的弦骤然绷紧了。她眼一瞪，大声喝斥道：“龚++，你少来这一套，休想腐蚀拉拢我！”说完了，却不敢看一眼眨眼之间仿佛苍老了十年的父亲，默默地在心里为自己打气：勇敢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有软弱和温情。
她虔诚地选择了“革命”，“革命”却无情地抛弃了她。上山下乡的洪流把她卷到了岷江岸边的一个小山村。她下决心“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然而，贫瘠的农村现实把她拉入了一种迷惘和思索之中。
每次，她吃着知青按月供应的大米，房东一家却蜷缩在灶角。半明半暗的油灯照着他们菜色的脸，瘦骨嶙嶙的脖子伸得老长。墙上贴着红色标语：“闲时吃稀，忙时吃干。”生产队忆苦思甜，大家争相诉苦，声泪俱下，诉的却是自然灾害的三年中假报产量放卫星，大办食堂饿死人。唉，革命为什么这样难？！
粉碎“四人帮”后，她的人生之路忽然开朗。她和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一起考入了大学。新生活给她带来了歌声。她从宿舍唱到走廊，从走廊唱到盥洗室。
然而，她的内心深处像潮水一样激烈。造反，革命，选择，追求……岷江岸边的农村现实，始终像一个一成不变的幽灵缠绕着她。一种丰富敏锐的思维，使她感受到脚底下的这块大地在摇晃。她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痛苦思索。中国的现实现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她不满足自己，天地太狭窄了！她渴望突破，渴望超越！
她开始厌倦学校这个狭小的圈子。这里的怀疑、牢骚、否定和彷徨，像一层湿漉漉的云雾，使她看不清自己将要选择的生活道路。”
第二件事情，是在1981年春天的时候，她专程去了北京，她给我说，成都很憋闷，她想要寻找一个出口。她在北京去了好几所大学，拜访了很多人。有老一代的作家批评家，也有还在大学念书的新时代作家评论家。在那里她呆了差不多半个月。出发前，她对这次精神长征期望很高。但是显然，并没有得到预期的那种效果。她回来写了《柳絮不再飘飞》，是她对这次北上的一个总结。
《这一代》大学生文学期刊联盟
《这一代》第一期目录
《这一代》第一期主要作者，第一位便是龚巧明
时值4月北京的春天，满街的柳絮飘飞，迷迷茫茫，有如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心境，她遍访京城名士，和很多人彻夜倾谈，她发现，这种迷茫好像成了一个时代病，谁也没有答案，谁也拿不出解药，有些人的迷茫甚至比她更甚。她看见了一个各种观念芜杂精粹并存的北京，女主人公在四月北京的柳絮中，怅然回乡。这篇小说和她的以前相比，特别朦胧，没有那么鲜明果断，那个时侯她不满意这个小说，编辑也不看好，一直没有被发表出来，现在想来，正是这种迷茫，构成了它的时代价值。可惜，当初我们，应该包括巧明，还有编辑，都还不具备这样解读一部作品价值的视野。
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说道：“当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伸展入文学意识领域后，就产生了一种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他从前者取得了道义承担者的理想形象，从后者取得了这样的认识，即写出的作品就是一种行动。”
那个时代我还不知道罗兰巴特何许人也。当我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忽然联想到罗兰巴特说过的这些话，于是我又翻开书来找寻。确实，我觉得，那个时侯，我们，不仅具有那个年代的“权力的视线”，也还习惯了作家就应该是社会道义承担者的界定。一部犹疑惶惑的小说，注定不被人看好。
在大学里面给我最重要的启蒙，现在想来，就是承认和接受多种观念并存的现实，并且天经地义地认为这样的现实才是一个正常的现实。写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有些难过。
川大中文系77级的同学们
04
1981年秋天，77级的毕业分配越来越临近了。
虽然说是77级，其实我们是1977年12月高考的，1978年2月才进校，我们的毕业顺延在1982年1月，春季学期毕业。
77级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届经过考试进来的大学生，社会上也挺宠的，自我感觉也挺好的，走哪里只要戴着校徽，特别受优待。那个时候是国家包分配，没有自己找工作一说，分配的时候，很多单位来要人。我们的分配是按照人头拨下来的指标，我们年级100多个人，就有100多个指标，除去考了研的同学，实际名额比学生人数多，每个人都有工作，这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可能选择的机会。
我记得，当时的分配政策，有一条是走读生，哪里来哪里去。我们班上有十几个走读生，是1978年我们进校后补录的，都是成都本地来的，他们当时都是有工作的。
记得还有一个政策，就是从西藏考来的学生，分配要求回西藏。我们年级大约是7个（？）从西藏来的同学，除了一个杨胜是藏族，其他几个同学都是汉族。
那个时候，工作5年以上，就可以带薪学习，巧明上大学前在电讯子弟校当老师，她是带薪的，她不是走读生，不属于哪里来哪里去，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是属于统分，就是在那个分配指标下面有选择的自由。
虽然每个人都会有工作，在有条件选择的情况下，选择一个理想的工作是很正常的。记得当时方案公布后，我最想去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记者站，后来我也给辅导员说了，但是辅导员说，对方要求是党员，当然，我不是党员，就没眼了。如此我自己选择了去四川财经学院，就是现在我任职的西南财经大学。一些人不解，问过我原因，我说，在中国目前自由甚少的情况下，大学是唯一相对自由的地方，说得振振有词，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而巧明，她提出了她要去西藏。
现在，到西藏已经是一个极为简单，甚至多酷的事情，谁说去了西藏，听的人都是羡慕的份儿，不会吃惊，更不会劝阻。安妮宝贝，慕容雪村啊，卫慧啊，虹影啊，好多写作的人都要去去那里逛一圈，西藏啊，一个灵魂再造的圣地？
那时不同。那个时候的人们的价值世界，是单向的，人的精神，也极为单薄，就像一页纸，以为写的满满的，其实内容大同小异，一翻就翻过去了，后面什么都没有。还有，那个时候，教育经验带来的是个人身份整体认同的对号入座，再说，物质也贫困和信息也短缺，对超出常理的事情，很容易用一些固定的套路去解释。独立独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用网友egawa 的跟帖来说：“我现在总有这样的感觉：在当年做一个先驱是何其困难的事情，毕竟能够拥有的知识资源非常有限，自觉的精神力量，不合时宜的思想要独力应对一个疯狂混乱的环境，巧明实在是豪杰。”我觉得她说得很精准，录在这里。 等等，之类。
所以，当她说出她想去西藏的时候，她的不合常轨的先驱型的行为方式，引起了非常强烈的震动和反响，就不难理解了。
龚巧明作品集《通往极地》
我找出巧明她在1985年3月写的电影剧本稿《通往极地》，那年3月她来成都的峨影厂谈稿子，给了我这份打印稿，说才完成的，还特别嘱咐我，要拿给我父亲看。很歉疚的是，那个时候我忙着带娃娃，只把本子给了我父亲，自己并没有仔细看过她的这个本子，这次拿出来，仔细看了。看到了我父亲的笔迹，在上面修改了几个错别字。
这个剧本的主线是地质学院毕业女生明朗，一个地质世家的后代，执着研究青藏高原板块边界的构造运动，追随父亲的足迹到了西藏。剧本清楚地呈现巧明的人生轨迹，家庭，丈夫，女儿，流产和绝育手术，上大学，父亲的去世，母亲的忧虑，人生目标的寻找，去西藏的动因，等等。巧明叙述得很细致，几乎一半的篇幅都是在女主角与女儿之间，深沉得汪洋一般的爱，可以感觉到巧明写道这些的时候，肯定是有眼泪的。另外很多对话和场景，直接就是源自当时我们寝室学校生活的记录《406日记》。
大二后期，我们搬到6舍406寝室以后，每天轮流一人主笔记《406日记》，记录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心情之类。有时候，没有特别值得记录的事情，就每个人读自己的日记，也要记下来，像我这种不大记日记的人，就被要求读男朋友写来的情书。巧明有记日记的习惯，每天都记，她读日记的时候，经常读她和女儿的对话，《通往极地》那些母女对话多耳熟的。毕业以后，《406日记》被红武带到北京，第二年，巧明写信给红武，请她把《406日记》寄到西藏，说她写一个东西需要。红武立刻寄给了巧明，想必就是写这个本子。
我读到这个剧本的最后的时候，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在剧本的结束部分，女主角主持一个人工模拟地震，发生了事故，消失在铺天盖地的雪崩之中……
难道一切竟是有预示的？
2007年5月，我父亲住院，我守在病床边，和父亲聊天，他说起，1981年冬天，中文系的杨明照先生和当时的系主任唐正序老师有一天下午，匆匆忙忙来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中文系计划你的女公子和龚巧明（杨先生原话）留校，省上不同意，说此二人自由化思想严重，没有批准，他们两个又专程去省委宣传部说情，无果而归。他们特别来告诉我父亲一声，他们认识父亲多年，很尊敬他，可能也觉得我还孺子可教，所以特别来知会一声。我大吃一惊，25年前的事情，父亲从未告诉过我。我完全不知道。以前我一直以为中文系和省上那些人一样，对我持否定态度，以至于我一直和中文系保持距离。没有想到他们是真正的学者，并非那么政治化功利化。现在唐先生和杨先生已经作古，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致敬和致歉。
今天，我读《通往极地》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细节：
《通往极地》里的明朗，一个学地质的女大学生，毕业分配前夕，被书记叫到办公室。
“徐书记：……你的问题本来是最好解决的，按照政策，留在本市。偏偏今年本市名额非常有限，你们这个专业根本没有，考虑到你的具体情况，根据院里的需要，初步决定你留校。（他注意地看了看明朗）担任院办公室秘书，现在我们很需要懂专业的行政人员。你看看，有什么意见？
明朗的嘴唇动了动，她说不出话来，这无疑是个当头棒，把她打晕了。”
高尔基有一段话： “生命的方式只有两种：腐烂或是燃烧。”巧明一直非常喜欢这个格言。在我们寝室里，巧明住下铺，她的床边墙上，贴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就写的这句格言。在剧本里，这段话有点像契科夫所说的墙上的剑，在戏剧的高潮处出鞘了。剧本的最后，也就是女主角重伤以后，幻觉中，同学毕业前在寝室里谈论前路的画面和雪崩交替出现，写有这段话的纸条在墙上成为一个特写，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
我没有去求证，是不是中文系原计划真的要巧明留校当秘书，她只是借用生活的或然率，展开自己求真的路径。
1980年代初是西藏文艺思潮最活跃的时期，其中的较有代表的人物（上图）——前排左一裴庄欣，前排左二扎西达娃（作家），前排右一龚巧明（女作家，已故）右二赵丽，右三叶农（音乐家），后排左二田文（女作家，已故），左三张晓红（画家），后排右一马原（作家）。摄影/徐明旭
我想，这个就是巧明的生命方式，她不能忍受平庸，不能忍受被人摆布，不能让自己走一条别人铺好的路，这个是她的基本动因。而西藏，能够满足她。
记得很清楚：一天下午，我刚回到寝室，同学就通知我，晚上7点钟去系上开会，是关于毕业分配的。
天黑麻麻的，我和龚巧明一起走出寝室，去系上。路上她告诉我：“我想去西藏，”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她又说。“我一想到要走早就被别人安排好的道路，我就害怕。我已经和干老师（辅导员）谈了一下，不过，我还没有完全想好。”
我站住，说了些诸如真的，妮子（她的女儿）怎么办之类的话。她没有回答。走到二教那个地方，巧明站住了，拿给我看一个信封。是外国来的那种长的航空信封，打开来，里面是几页表格一样的东西，还有一封信，都是英文，现在我晓得，那个表格一样东东，就是I20表，美国大学的学生表。
巧明说，是南加州大学，发信人是李欧梵（当时我并不知道李欧梵是何许人）。她说，是北师大中文系77级的陈迈平，就是在《今天》上面写文学评论的万之寄过来的，万之说李欧梵要他推荐攻读文学硕士的人选，如果巧明愿意去，可以直接和李联系。巧明问我，如果是你，你选择哪一个？
我指着英文信说，我选择这个。
然后我们到了会议室。
龚巧明在《通往极地》中这样写的：
“地院小会议室里，汇聚了地球物理系全部应届毕业生…… 五个女同学照例聚在一堆，明朗静静坐在中间。
徐书记等几位老师来到会议室。屋里一下子静下来。各种目光，期待的，紧张 ，暗淡的——一起投向他们。
……
徐书记：在宣读分配方案以前，有件事必须给大家讲一下。本来我已经答应她暂时不说的，但此刻我觉得不能不讲了。凭了我对你们的了解，凭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也应该讲，刚才，也就是两个小时之前，你们班有位同学主动提出申请，要求到西藏工作。很难想到是她，她话很少，太少了，整整四年我甚至没来得及了解她。说实话我没想到，她——明朗。”
令人颤栗的片刻寂静。
突然贝拉把头埋在明朗肩上，哭了。
掌声淹没了她的哭声。
李小岷没有鼓掌，他异常严肃地注视着明朗。
……
会议室里，徐书记示意大家停下来，他微笑着转向明朗：“明朗，你给大家讲两句吧。”
明朗很平静。灯光照着她那双深邃的眼睛，她眼里有一种异样的光彩。
周围的一切都隐去了。声音也消失了。只剩下闪闪发光的光斑。
（画外音）“这个时候，我只想对一个人讲话。小妮，我亲爱的女儿……我知道，在给自己选择这条路的同时，我也给你造成了一条艰难的生活道路。我只想对你讲，只想对你讲……”
是我记忆中的当时的情况。
在辅导员宣布巧明要去西藏以后，我没有鼓掌。我只是非常吃惊，非常。也替巧明委屈，真的没有想到辅导员用这样的方法宣布出来。灯光并不是很亮，仍然能看见龚巧明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她的眼睛藏在在变色镜片镜片之后，虽然看不见表情，还是能感觉到她的愤怒。
是的，巧明决定要去西藏，并非心血来潮，她曾经在日记里写道：“是没法把握自己还是太能把握自己？我说不清。一想到毕业后我将走上一条人们早已铺好的轨道，我就害怕。。。更有力的，是那个声音，我无法抵御那个声音……”这段话被巧明用在了《通往极地》里面，而同样的意思，我不止一次地听她讲过。这个决定，对巧明来说，并不轻松。她曾经说过，她思考了一年了。
在剧本里面，有一段描述明朗和母亲的谈话：
“（当徐书记告诉明朗要她留校当秘书后）明朗来到母亲家里。
母亲正在翻译地质学方面的著作。她摘下眼镜，转过身慈祥地看着明朗。
母亲：急出一脸汗……出什么事了？
明朗颓然倒在沙发上。过了好一阵她抬起头来，下巴抵住沙发扶手，眼睛死死盯着前方，喃喃地：妈妈，当年你们决定生活道路，也那么痛苦吗？”
是的，去西藏，或任何地方，开辟自己的路，这确切无疑，是巧明自己的决定。但是，被用这样的方式宣布出来，却非巧明所愿，分明是一种利用。
整个会场静默了一秒钟，或者更长，然后是掌声。在书记的讲话之后，在辅导员宣读了分配方案之后，也说了西藏名额有5个，（此数字和后面这段话引自《通往极地》）目前仅有一位藏族同学表示了愿意回西藏工作。在令人不安的沉默以后，有一个从西藏来的汉族同学，提出，他要回西藏工作，然后，有另外一个，或者还有第三个同学，提出要求，愿意回西藏工作。
龚巧明油画像
05
昨天晚上，崔桦打来电话，崔桦原来是成都市宣传部副部长，和父亲工作多年，既是同事又是朋友。最近在帮父亲处理他的一本旧书稿。在说完事情之后，他说：“我还要问你一个事情，就是你们办的那个《锦江》，我这里都有，是你们那个同学，就是后来到西藏那个……”
“哦，龚巧明。”
“对，她每期都送给我一本，写上崔桦老师收。”崔文人出身，特别喜欢写作，写小说散文，还写剧本，“只出了四期嘛。”
“是啊。”
“那个时候，省上一直要把你们这个刊物定成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作，几次我和你爸爸去省上开会，都为你们争取啊，说《锦江》只是学生校内学习的习作，不应该对学生的练习这样指责。最后，还是没有争取到，停刊了。”
“是吗？”
“其实那些文章现在来看，很好嘛，很不错嘛。你还有没有关于《锦江》的其他的资料？”
“什么样的资料？做什么呢？”
“我跟文联谈起过这些事情，想写一篇关于《锦江》的文章。我都79岁，想尽快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
啊啊，这么巧，都想起了巧明！好像催促我赶快接着写！
毕业分配方案宣布后的那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点兵荒马乱的样子。
那天晚上以后，很多记者来采访龚巧明，也有本校不同系的毕业班同学，来找巧明谈心，寝室里，也经常闯进来一些不速之客，感觉闹哄哄乱糟糟的。
“地院。明朗依然站在办公桌后面。徐书记在拨电话。“宣传部吗？我找于部长。”
明朗：“找他们干嘛？”
徐书记：“不管最终能不能去，你的精神是可贵的。我们应该宣传提倡，我希望你协助。”
明朗伸手卡掉电话：“我不是为这个”
……
敲门声。
黎妮醒了，大睁双眼听了一阵，忽然说：“妈妈，开门。”
明朗：“请进吧。”
门本来是开的，记者进来，取下手套搓搓手：“天好冷！你看，我大清早就追来了。昨晚一接到电话就赶到你们学校，扑空！”他像主人似的往椅子上一坐。“怎么样，咱们好好谈谈。我相信我们会有共同语言的。你看你看，我忘了自我介绍，我是新华分社的，叫严晋川。哟！这儿还躺了个小姑娘！”他起身凑过去逗黎妮。
黎妮很严肃地看着他，不笑，也不说话。
记者回到座位上打开采访本，以主人的姿态对明朗说：“你请坐啊！”
明朗倒了一杯茶放在记者面前。
记者端起茶杯暖暖手，同时很舒坦地喝了一口。“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放弃舒适的生活环境，倒西藏工作。谁都知道那里艰苦落后，对于一般人来说，到西藏简直不可思议。你能不能谈谈动机、目的？”
明朗坐在女儿床边，伸手把她的被子盖紧。黎妮睁大眼睛，注意地听大人讲话。
记者：“这个，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去西藏的想法的？另外……”
明朗的两只手交叉在一起放在膝上。她盯着自己的手。
记者束手无策：“明朗同志，你看，你能协助我的……”
明朗抬头看着他，她的目光严肃而悲哀。
记者：“你……”
明朗：“我现在，需要安静，很抱歉，我不想讲话。”
记者：“我很遗憾，确实，本来……”
巧明在《通往极地》里，记下来这些过程。在那段时间，我记得她不愿意见任何一个记者。也还要同寝室的我们帮她挡驾。后来她带着孩子住到了母亲家里。
雪域高原的巧明
再一次开毕业分配的会的时候，辅导员宣布，西藏的名额已经报名满了，因此，有2个女生，从西藏来的，可以在内地选择工作单位。辅导员也满面红光宣布，根据龚巧明的申请，批准她为中共预备党员。
我再一次非常吃惊。
巧明一来为躲记者，二来也很忙，没有在寝室住，很难见到她。有一天我终于碰见了她，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忽然申请入党呢？
“我想了很久，也考察了好久，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巧明沉吟了好一会儿，说。
最后的晚餐很热闹，分手在即，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有好些同学都哭了，也跳了很多舞，有那个时代最时髦的交际舞，二班的几个男同学，带领大家即兴跳起了集体舞。
龚巧明在《通往极地》里写了这一段：
“明朗一家三口都来了。
明朗谈笑风生，异常活跃。
黎海平（剧本里明朗的丈夫）从远处注意她。
舞会开始。明朗同黎海平跳舞。她流露出不同寻常的依恋和温顺。
明朗同大陆、李小岷跳舞。她的欢乐与狂热是不正常的，透出一种紧张与绝望。
黎海平不安地注视她。
忽然黎妮（明朗的女儿）独自穿过狂欢的人群，来到正在跳舞的明朗面前，抱住她的腿。明朗一低头，看到黎妮不安和恳求的目光。
……
（明朗的画外音）就这样生活不好吗？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为什么这样不安分？你追求的是什么呢？”
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回寝室搬行李的时候，已经空无一人，我的行李已经被谁打成卷，帮我放在下铺的床架上。地上凌乱的纸片，被寒风吹得簌簌作响，四张高低铁床，没有了铺笼罩盖，露出变成方格的铁栅床架，显得孤伶伶的，四年，就这样，走完了。在毕业晚会上没有流过眼泪的我，坐在光铁架的床边，这个时候才忍不住眼泪。
后来，巧明离了婚，办好了进藏的一切手续，再后来，就是1982年的4月，我们去百花大桥桥头，送她坐货车进藏。
龚巧明画像，发表在1986年第一期《西藏文学》封底，画家裴庄欣
1980年代末期，我为省内的一家妇女刊物写专栏，约稿的编辑荣，大学毕业后志愿去西藏工作。后来回到成都，她的热情耐心执着，简直有巧明的风格。我和几个作者都认为她是最好的编辑。她当年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在拉萨工作的时候，上过龚巧明的写作培训班，被她深深感染，由此走上文学写作的道路。
每次在成都见到巧明，都是风风火火的，不知疲倦。有一次，她从北京回来，告诉我，是专程为《西藏文学》的发行去的，到处找人，出席各种饭局，喝酒喝的一塌糊涂，都把肾盂肾炎喝发了。还有，她做《西藏文学》的编辑，联系了一些新作者，其中就有扎西达娃等藏族作者，她为他们改稿子，经常彻夜无眠，和他们谈稿子，总之，她很透支她自己的身体。
她在西藏的生活，我没有身临其境，在我的印象中，她很喜欢，很充实。她的热情率真的天性和她的待人真挚，在拉萨的文化圈子里，很快出了名。黄志龙，1980年代在西藏话剧团当编剧，他在悼念巧明的文章里写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巧明为中心，自然形成了一个包括藏素和汉族，专业和业余的中青年作这的群体。”他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待人一片赤诚，胸怀坦荡，忠实笃信，心底透明如水晶，天真如孩童……”
在巧明的小屋子里，经常都有各种各样文学青年围坐在这里，包括军区汽车团的洪政委。这位热爱文学的军人，听过巧明的文学写作讲座，就立刻成了巧明的粉丝。他还请巧明去团里给战士补习文化，没有想到，巧明竟认真地从汉语拼音教起，她和战士们生活了两个月，每天拉着手风琴教战士唱歌，战士有了苦闷，最喜欢找的就是“龚老师”。后来，巧明遇难的噩耗传到汽车团时，好多战士都哭了。
雪域高原也不是世外桃源。
下面是1985年12月我们的文章《人生即选择》关于拉萨的一段：
“拉萨又响起了她的手风琴。她那种快乐而善交际的天性，使她很快就成了拉萨一大帮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她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春节，她到部队去给战士们补习文化。一辆破自行车的链条，把一大批藏族文学新人连接了起来。就是在军区医院的病房中，她也叫来藏族青年作者谈稿子。在她的交往中，她认识了许多西藏的优秀人才，强者和英雄。从他们身上，她吸取到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从藏北草原回来不久，她的报告文学《他，留在了这片土壤中》发表了。卢耀曾，五十年代进藏，为西藏土壤科学献身的专家，生前却遭到各种各样的刁难和打击，甚至死后也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她愤怒了，在平静的拉萨，她看见了一股偏见、嫉妒、和内地相通的左的潜流。她坚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她要为真理说话。她满怀深情地描写了卢耀曾的动人事迹，呼吁尊重和爱惜西藏的人才。
赤子之心和烈士的英魂交融在一起，但却遭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批评。压力，裹着高原的寒风向她袭来，同志们都为她担心、但她却一抹红潮涌上白净清矍的脸颊，眼里内着刚直不阿的倔强：“这篇东西到底有什么错？我就不认错！”
夜深了，顶着月光回到自己的小院，冷清、孤独。这时，她才觉得委屈极了。“回去，和我家妮子过日子算了！”……她把门关得死死的，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伏在床上放声大哭。”
龚巧明任职小说编辑的《西藏文学》，这一期刊出龚巧明悼念专题
《西藏文学》龚巧明悼念专题
巧明遇难以后，西藏文联派来了两个作者来成都，和我们一起写一个关于她的报告文学。他们讲了好多巧明的故事。记录两个。
在拉萨的文人之中，有一个传说：在巧明来拉萨之前，西藏文联只有一个资深女编辑，传说她容不得别的女人染指文学，在她在任内，唯一从内地去的两个女大学生都在芳华之年夭折，一个是巧明，另一个是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田文。也有一个说法是有人找喇嘛算过。田文是巧明遇难那一年到的《西藏文学》。听西藏文联的朋友说，田文这个女孩子有点另类，到拉萨以后几乎立刻就在文化界掀起了一股先锋时装先锋文学热。她遇难的经过也有点宿命，田文坐车出去采访，路上遇到修公路放炮，所有车子都停下来避让，田文和同车的编辑一起下车在安全地方躲避。放炮了，不偏不倚，一个飞石飞过来，直直地击中田文的头，当场遇难。所以，《西藏文学》一直不敢再接受内地来的女大学生，直到那个女编辑离开西藏为止。
田文与丈夫叶农
内地文化人到了拉萨，喜欢聚在一起，以前都喜欢去那个女编辑家聚会，巧明去了以后，形势改变了，很多文学青年和文化人都喜欢聚在巧明的小屋子里，其中也包括这个女编辑的丈夫。某天的中午时分，这位女编辑冲到了文联大院里，站在巧明屋子的楼下，相当于泼妇骂街一样，大骂巧明，骂了很多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整个文联大院的耳朵都竖起来了，等着看巧明如何应对，用四川话说的，就是“看笑唇儿”。
忽然，“砰”地一声，巧明猛地推开了窗子！然而，传来的不是对骂声，而是激越的手风琴声，巧明开始拉手风琴，从俄罗斯民歌到当时国内的流行歌曲，一直拉一直拉，没有对骂，没有语言，只有琴声，飞到窗外，整个文联大院立刻鸦雀无声。女编辑的声音开始还特别拔高几度，渐渐地，越来越小，最后终于止息，灰溜溜地离开了，巧明的手风琴还在愤怒地响着。后来她说，当时她一直在哭，眼泪把键盘和音箱都打湿了，以至于后来的琴声都哑了。
1985年的春天，巧明复婚了。暑假的时候，一家三口在拉萨团聚，巧明遇难以后，王哥给了我他们的照片作纪念。巧明穿着红色夹克，红蓝格子短裙，墨镜，女儿紧紧依偎在她的怀中，王温情地揽住她们，幸福得忍不住笑容，背后是巍峨的布达拉宫。
再后来，1985年9月26日中午1点16分，巧明从墨脱回来的路上，乘坐的吉普车掉进尼洋河。第四天，在离落水处2公里远的一块大石头上，发现了巧明的遗体，她穿着那件她最喜欢的鲜红色的羽绒衣。
巧明遇难的当天，西藏军区汽车团洪政委收到了巧明的一封信，信是巧明出发去墨脱那天投递的。那个时候电话不普及，邮递也慢，拉萨市内的信，都走了一个星期。上面写道：“等我回来，到我家来，我们一起包饺子。不过，如果车子开进雅鲁藏布江，我们就吃不成饺子了。”
1985年9月1日，我父亲带成都市党政代表团，到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和巧明照了好多相，没有想到，这是巧明最后的照片。
拉萨烈士陵园的龚巧明墓
1985年9月26日，我妹妹陪同五个老外去拉萨， 临行前我叫她给巧明带了好多蔬菜。那个时候拉萨蔬菜很少，问起拉萨的生活，巧明从来都是兴高采烈的，只有蔬菜是个问题，巧明很不习惯，她说过，我记在心里，每次只要有人去拉萨，我都托他们带蔬菜给她。飞机到拉萨很早，妹妹安排好客人，就径直去了文联，打听到龚巧明的住处。文联的人告诉她，巧明下乡采访，下午晚些时候回来。等妹妹再去的时候，听到的却是巧明遇难的噩耗。
运巧明遗体回来那天，妹妹下午就到了文联，等到差不多9点，车子回来了。妹妹拍了遗体的一些照片，要我转给巧明的家人，后来，我把照片交给巧明的丈夫王哥，王哥没有接，他说，这些照片就不要保留了，让我们记住巧明生气勃勃的样子吧。他专门给了我几张一家三口在拉萨团聚的照片，留做纪念。后来我把那些遗体照片都烧掉了。
拉萨第一场大雪迎接她的遗体归来，又在安葬她那天停了。
1985年10月2日。巧明的葬礼在西藏拉萨西郊烈士陵园举行。在巧明洒满藏红花的灵柩缓缓降落进墓穴的时候，汽车团洪政委率领了一百二十位军人，列队，敬礼，鸣枪，向那个美丽而勇敢的灵魂致敬。
巧明辞世的时候，只有37岁。
生命的方式只有两种，腐烂或是燃烧。这是她最喜欢的格言。
虽然在我看来，这句格言有点极端，人生很难在这样的两极生存。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生活时而腐烂，很少燃烧，其实主要是在腐烂和燃烧之间，庸庸碌碌地柴米油盐地过去了。巧明，一直追求不凡，拒绝平庸，不吝付出，惟其如此，巧明的精神历险和灵魂探索，才显出意义非凡。每每想到此，都让我扪心自问，肃然起敬。
已经24年了，我写下我的记忆，纪念我亲爱的朋友。
巧明，安息。
2009-04-03
川大同学在拉萨烈士陵园龚巧明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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